作為史學工作者，余英時先生認為必須根據題旨和材料，採用種種不同的方法和預設
在思想上把自己隸屬於某一特定的哲學系統之內
即為其一向強調的「史無定法」

從新亞求學到哈佛深造，余英時先後受錢穆與楊聯陞兩先生指點治學門徑。自錢先生獲得中國傳統學問的基本指導，須從經、史、子、集上選取最重要原典下扎實的功夫，掌握基礎後才能發揮；由楊先生學習現代西方學界的治學方式，對原始文獻運用現代眼光加以考證與分析，同時廣讀相關著作，了解第二手資料，掌握英文、法文、日文等論著，強調做學問必須字字有來歷。錢先生擅於宏觀論斷，楊先生淵博和謹嚴，綜合與分析並重，余先生深感幸運，能有此可遇而不可求的機緣。
《我的治學經驗》內容為余先生自述或接受專訪，敘其治學、治史的經驗談與學思歷程的養成。不僅一窺余先生的求學與思辯歷程，更可探尋余先生對其學術研究主張的脈絡變化。